不管当今关于患者应当赋予何种权利的讨论如何，我们都认为无效治疗是应该被取消的。虽然治疗的有效或无效难以定义，但富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在危急时刻几乎能判断这类抢救治疗都将失败。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医院应该建立政策予以医生拒绝无效CPR（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现场心肺复苏术）的权利。
许多年以前，我收了一个两岁的先天性脑疝的小男孩，他通过手术切除得以生还，但还是留下了脑神经损伤的后遗症。组里的医生始终告诫父母，孩子的神经损伤以后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好转。我们建议转为安慰和保守性的治疗。然而他的父母拒绝了这些建议。我最终完全了解这个家庭是在这个小男孩经过重重许可后转到我所在的ICU病房时。尽管我们一直持续做了大量的努力并且在限制侵略性治疗上达成了一致，但他们继续坚持不能放弃任何机会。
我依然清晰的记得那个晚上，“code blue” 响彻了医院的对讲机几分钟之后，我看着这个小男孩被送到ICU的门内，他看上去神志不清已然没什么生命迹象；我记得当时就认为他已经死亡，但是看着父亲坚决的拒绝放弃，我立马准备好器械尝试抢救，我们做了气管切开，中心静脉插管，骨内线？，然而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差不多15分钟后，我叫停了抢救，宣告了小男孩的死亡。刚才发生的令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都不好受，一个沮丧的护士之后告诉我她甚至不得不强忍着呕吐。
我出去和小男孩的父母谈话。他们在紧急呼叫没多久就很快赶到了医院，并且十分担心小孩。我这时候却很希望能够得到孩子的父母的愤怒言辞甚至控诉我没有救活他们的孩子。然而我看到当他们开始为刚失去的孩子所忧伤时，他们的表情却异常的宁静，苍白。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父亲这时候静静的掀起孩子的衣服，暴露出因为锁骨下静脉插管所留下的伤口，然后他抬头看着我说：“我想谢谢你。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你没有放弃他，让他死亡。”
也许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说明我那天晚上做决定去抢救是错误无用的。我们的道德义务应该对于病人，而非他们的家人，诚然我们不能做任何有损病人而为其他人谋利的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看上去却是这样——忙于无用，无情的复苏抢救借以抚慰这个不愿接受事实的家庭。我们的行为不像是虐待儿童么？
这家人对延续生命的坚持并不是要去对比我们之前对他们的劝说的失败。我们做的和我们抢救时的一样好。那么我们有义务去忽略家人的要求而放弃无用的抢救么？但愿我们这次对他们错误指导的默认没有给社会散发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暗示医生们愿意对固执的家属妥协，而降低医学的标准去提供无用的治疗。
考虑到护士和医生们已有的工作重负，如果让这些医院里最高级别和富于经验的医生去做这些无用的虚假的抢救因此而可能损害了其他真正需要照顾的病人，这样合理吗?我在ICU的领导地位失败是由于存在于ICU里死灰复燃的“瘟疫”？
我想着些问题很久了，我知道我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也知道舆论会有反对我之所做。但是我仍然相信，总的来说，我们至少在那个晚上做出了正确的事情，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家属。
大多数家庭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在将死之时能够平坦舒宁，但是另外一些病人及家属不认同这种“好的死亡（方式）”，对于这些人，他们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刻也要与死亡斗争。这种挣扎在像先前那样的家庭会是正确的，这些不能得到ICU治疗的家庭会向亲朋好友讲述他们亲人的死亡，但对于前者，即使有ICU的条件，也会认为这是错误和不可想象的。
虽然病人的利益永远第一，但在他们生命的尾声，他们的利益开始减少，而家人的则在增加。家庭成员也许会在精神上后悔做出当初放弃治疗的决定。在这时候，抢救的影响力又会占主导。当我们开始做抢救的努力时，我认为孩子在受着煎熬，但是此时他的父母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这同时具有临床和伦理上的意义。
我们能从这一类的故事中学到什么？临床医生和医院在伦理学上关于为了家属利益实施无用CPR有不同的看法。哈弗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内在此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应该允许医生拒绝无效CPR，另外一些人则明确的拒绝前者的方式并且坚持即使在放弃CPR之前也应该与病人或家属达成一致。
客观的说，每一种方式都有局限。无效CPR在会对病人产生实质痛苦或者家人的要求与病人的利益不一致时不应该行使。在可能威胁其他病人时，医院资源的转移不能转向无效的救治这一块。于此同时，在抢救的过程中，医生也应根据自己的临床判断力和辨别力来决定抢救的强度和时间长度。
医疗中的决策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是随着临床实践越来越被若干指导，研究结果和相对有效的分析所引导的结果。但是在病人死亡时刻的医疗行为是对家属有着高度象征和重要的意义的。在同意提供了无效CPR后，我们有时候会向社会散发这样的信息---似乎医生可以被强迫做出与医疗原则相悖的行为，但是我们的医院为病人和家属的个体需要给予尊重和关心。对于我们的医学和护理院校，这种信息不是告诉我们可以对病人做无用的治疗，而是告诉我们在特定的少数的情况下，提供无效CPR是一种富于真诚和同情心的行为。无效CPR在医疗实践中有其局限但又合法的地位。
